《二十四孝》是由元代的郭居敬编纂的。他选择虞舜以下二十四位孝子的感人故事，为每个故事配上一首诗，用来做儿童的启蒙读物，“二十四孝”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孝”的观念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从帝王将相到布衣百姓，都把“孝”当作立国立身的根本，当作关乎人伦纲纪的头等大事。“孝”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其被重视和广泛传播早在汉代就已开始。汉代实行举孝廉的政策，孝子可以给官做或者做高官，以后历代也都有相似的政策，以此激励人们行孝，在评判一个人的道德品行时，将是否孝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另外，晋以后的许多朝代在编纂正史时，都列有“孝子传”，记录一些孝子行孝的故事。这些原因促使社会上涌出了一大批的孝子孝行的故事。

      在历代涌现、记载和流传的孝子孝行故事中，有一些是残忍的、虚伪的。“二十四孝”中的一些故事也是如此。例如“为母埋儿”的故事中，郭巨为了多省出一点口粮给母亲吃，竟要把自己的儿子活埋掉。为什么这样不近人情，近乎失去正常理性的行为也会被收录进去呢？这是因为，中国传统道德在亲子关系的调节上是单向的，即单方面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当子女与父母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以牺牲子女的利益来达到问题的解决，即使父辈是残暴不仁的，子辈也必须逆来顺受，不可与之辩曲直。任何行为，不论其本身是多么的不近人情，在“孝”的大前提下，都可以被容忍、被接受，而且被赞扬和传颂。

     “二十四孝”中的另一些故事，如王祥、姜待、董永、孟宗等，目的虽然在教育子女行孝，但确实充满着深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唯心的天人感应思想。孝子通过他们的“诚”似乎可以感动一切，可以得到一切，神可以被感动，天可以被感动，“贼”也可以被感动。于是要“泉”的“涌泉”，要“鲤”的“跃鲤”，要“竹”的有“竹”……总之，什么都可以得到。这种封建迷信和消极等待的思想和做法是我们应该抛弃的。

      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就对“二十四孝”全部否定。有一些孝子故事，还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例如，闵子骞行孝的故事，说的是继母对前妻之子虐待以及如何处理此类家庭内部矛盾。闵子骞行孝的故事不仅对继母不道德行为进行了批判与谴责，更重要的是赞扬了闵子骞不以个人的温饱作为处理问题的出发点，而是从家庭全局的需要出发，求得了矛盾的合理解决。另外，如蔡顺、江革、黄香等，他们或在日常生活中尊亲敬长、侍奉父母；或在战乱中负母逃亡，尽到为人子的义务；或为埋葬父母而卖身为奴，对抚养过自己的老人尽生养死葬的责任。这些从总的方面看都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行为，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道德面貌，而且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那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批判“二十四孝”中的封建糟粕，更不等于我们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孝和孝道。我们要否定的是，封建时代加强给人们的愚孝蠢行；我们要继承并且发扬的，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孝敬老人，赡养父母为代表的优良习俗，这种传统美德在今天和今后都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选自中华传世名著经典文库《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