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植树造林与生态殡葬观念都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创造性地弘扬优秀的传统殡葬文化、当今殡葬改革和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优越性，创新出适应当前殡葬改革和管理，切实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又能充分关照中国传统文化殡葬观念和习俗的全新殡葬理念和模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在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和谐社会进程中，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殡葬改革方向与全局，科学处理殡葬与人类生存环境和资源的矛盾，把全民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进行有效嫁接整合，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态殡葬模式，形成既由政府强力推进又有全民自觉参与、既实现殡葬改革确定的社会效益，又充分体现对死者和殡葬活动者人文关怀的生态殡葬模式，将公民安置骨灰或遗体的殡葬权利与植树造林的法定义务有机结合起来，可以使传统殡葬侵占土地的老大难问题和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缺乏内在动力的深层次问题得以解决，在推行殡葬改革的同时，推进国土绿化与环境整治的进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一、全民义务植树与殡葬环境绿化法规的现状及实施效果评价

 

      规范性法律文件是有权制定法律规范的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授权的单位或组织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广义的法律是指一切有权创制法律规范的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的法律专指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专指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为实施宪法和法律而制定的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我国在全民义务植树和殡葬环境绿化方面均有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一)我国全民义务植树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实施效果评价

 

      我国义务植树规范性法律文件集中体现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1981年12月13日颁布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国务院1982年2月27日颁布的《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和1984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它们分别以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公民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的法律制度，对我国国土绿化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一些与当今社会不相适应的地方，例如都强调了公民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但对于没有完成任务的自然人和法人却没有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其具体幅度。为了给全民义务植树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需要尽快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从形式、内容、法言法语等方面对相关法规予以修订和完善，为全面提升义务植树法规的实施效果，促进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嫁接整合提供强有力的法规保障。

 

      就全国范围而言，作为一种公民义务，植树造林义务履行情况并不乐观。国家林业局在《2006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中所公布的义务植树尽责率为55%，比上年提高10%，可见义务植树尽责率提高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大，全民义务植树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贯彻落实还需继续加大力度。

 

      (二)我国殡葬环境绿化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实施效果评价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殡葬领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极不健全和完善。由民政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大多侧重殡葬管理，而在殡葬环境方面规制的较少。

 

      1990年3月17日民政部发布的《殡仪馆等级标准(试行)》第九条“绿化”项目中明确“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停车场、道路除外都要绿化;树种的选择要同净化空气结合起来，造型要美观，针叶、阔叶、灌木、花草交织”。

 

      1992年8月25日民政部发布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制定的加强公墓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其中第十五条明确了“公墓墓志要小型多样，墓区要合理规划，因地制宜进行绿化美化，逐步实现园林化”。

 

      1997年7月11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7月21日发布实行的《殡葬管理条例》，是在1985年《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的基础上形成的我国目前惟一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殡葬行政管理法规。《条例》在保护环境方面明确了“禁止在耕地、林地，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建造坟墓”。

 

      1999年10月28日建设部、民政部联合发布的《殡仪馆建筑设计规范》行业标准，规范了殡仪馆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建筑设计，在总平面设计方面提出“有改扩建余地和绿化用地，绿化率不应小于35%”，要求室外环境设计“宜根据用地的自然条件，结合各功能区的特点，对景观、植物配置及山石水面等作出综合设计”。

 

      现行的殡葬法规和殡葬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只从殡葬环境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尚未明确公民围绕殡葬活动而进行植树绿化的义务和责任，人们在殡葬活动中栽植殡葬纪念树等生态殡葬行为仍处于道德、伦理、文化习俗的约束阶段。

 

      二、全民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嫁接整合的可行性分析

 

      (一)全民义务植树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

 

      1.植树造林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森林是先于人类而存在于地球的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人类在森林的呵护与供养下从森林步入社会，走向文明。

 

      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观中，“木”被列为“五行”之一，认为“万物莫善于木”。我国有着“以农立国、以农为本”的悠久历史，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劳动人民很早就认识到森林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作用，植树造林、爱护树木的习俗已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植树造林的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里“夸父追日”所描述的“弃其杖，化为邓林”反映了我们祖先植树造林的美好愿望。《礼记》“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把春天植树造林看作是最大的道德行为。

 

      出土的甲骨文上记载了殷商时期人们在房前屋后栽花植树的情景，周朝为动员群众植树，法令规定“凡庶民不树者无椁”(《周礼》)。秦统一中国后，大力提倡在城镇街巷和大道两旁植树，“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树于青松”(贾山《至言》)，成为我国古代城市绿化的先声。北魏孝文帝取消山泽之禁，给百姓分田植树，规定了“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的植树指标。隋炀帝亲自种柳，下令在开挖大运河的同时，要在河旁植柳并给予“柳一株，赏一嫌(即绢一匹)”(《开河记》)的奖励，后来千里运河两岸出现了绿柳成荫的景观。

 

      唐代所有的驿站之间全种上行道树，城乡植树之风年盛一年，形成“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景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做过许多地方官，每到一处都要栽花种树，可谓“手栽两松树，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柳宗元贬官柳州仍能“手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苏轼任杭州刺史时，修浚西湖并在湖堤上植树，留下了“苏堤春晓”的著名景观。

 

      宋太祖为鼓励植树，下令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对规劝百姓植树成绩卓著的官吏予以晋级奖励，当时从福建古田至海南形成一片连绵不绝的茂林。明清时代，植树造林规模更大，明太祖以农桑为国之本业，令天下广植桑、枣、柿、栗、桃，仅在京都金陵(今南京)的钟山就植树50余万棵。清政府要求民众在不可耕之地都种上树，对祖居东北地区山林采取“禁伐”政策，从而使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森林得以保护。清末陕甘总督左宗棠率部新疆平叛，整修西安至乌鲁木齐的驿道时，在驿道两旁广种柳树，人称“左公柳”，形成“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景象。

 

      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都有先人留下的绿荫。黄帝陵有“黄帝手植柏”，曲阜有孔子的“先师手植柏”，泰山岱庙有“汉武帝手植柏”，“中庭树老阅人多”，炎黄子孙在郁郁葱葱的古树下瞻仰时，自然会顿生思古之幽情，产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崇敬之感。

 

      森林为原始人类提供了生活和生存条件，成为人类繁衍进化的发源地。人类的生活方式走过了一条“完全依赖森林→逐步走出森林→迫切回归森林”的道路。

 

      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认为植树造林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是治理山河，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国家实行义务植树造林运动27年来，全国有104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植树达492亿株，这些林木所吸收二氧化碳达60多亿吨，相当于每年吸收工业排放二氧化碳的8%，对GDP的增长多贡献了4.8%的空间，相当于增加了4800万个就业岗位。义务植树不但是对社会的贡献，最重要的是通过开展义务植树运动，提高了人们对森林重要性的认识，使人们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公民应负的责任。

 

      2.生态殡葬文化习俗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文化

 

      殡葬是人类自然的淘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殡葬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源于人类祖先对自然的敬畏和依赖，是为保障人类生存环境而选择的科学处理遗体的文明方式和一系列的礼仪。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殡葬作为人类实现“生者、死者、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活动，以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为前提，以实现和谐、共生为原则的生存哲学和人类价值观为基础，其实质是如何处理人类遗体与环境的关系，更好地保护人类生存空间，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殡葬改革的目标是减少殡葬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及破坏，正确处理殡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殡葬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基础。我国殡葬改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的基础上，殡葬习俗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殡葬法治稳步推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和文化的交融，一些地方出现了殡葬活动与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不和谐的现象，尤其是殡葬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火葬和土葬作为我国目前殡葬管理政策中并行且较为普遍的葬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环境和生态。如何解决殡葬领域一系列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使生者、故人与环境能友好和谐地相处，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严肃课题。提高科学殡葬意识，改变遗体处理和骨灰安置方式，构建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相适应的殡葬文明，是时代和社会文明发展的要求。要实现殡葬改革的重大突破，就要与时俱进地调整现行殡葬改革政策，积极弘扬传统的生态殡葬文化习俗，实现殡葬模式的多元化，逐步建立以集人文关怀、生态保护和不占土地、节约殡葬费用为一体的生态殡葬新体制和殡葬管理新格局，以解决殡葬与土地和森林资源紧张、环境质量恶化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和谐地向前发展。

 

      我国的殡葬从“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易经·系辞》)到“冢人以爵等为丘度与树数”(《周礼·春宫》)，再到以“冢上松柏”象征着中国古代身份等级制度在殡葬领域松弛瓦解，直到如今的植树葬、栽植殡葬纪念树等殡葬行为，体现了中国生态殡葬文化习俗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的生态文化。

 

      (二)人类森林文化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嫁接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文化具有整合性，即不同的文化互相吸引、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墓旁植树作为朴素的生态殡葬思想，是我国传统殡葬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森林文化(植树造林文化)与殡葬文化的融合。

 

      树在先民的观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远古时代人类对自身所处的世界知之甚少，没有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而产生了对万物的崇拜，出现了象征土神乃至祖先神的“社树”、“社林”。汉末曹植“桂之树，得道之真人咸来会讲仙”显然是幻想通过具有神性的树而使人的灵魂升入天堂。古代树葬的出现就是随着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而出现的，如《周书·异域上》记载了莫奚人“死者则以苇薄裹尸，悬于树上”的树葬习俗。

 

      墓旁植树是随着墓上筑坟丘而产生的中国墓葬史上巨大的变化。从春秋时代开始，由于经济逐渐繁荣，人口流动频繁，为了辨认，人们才在墓上筑坟或种树以为标志，使周礼中严格的墓葬制度被突破。“礼”在中国古代是一切社会秩序与人际关系的准绳，个人身份的贵贱尊卑在礼仪上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社会心理、民风民俗等也往往从“在坟墓上树标记或纪念物”中得到反映。《礼纬·含文嘉》云“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说明坟的高低和树的种类与死者的身份有密切关系。《吕氏春秋》之《安死篇》“世之为丘垅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丘和林逐渐演变成墓葬的代名词，如战国后期赵武灵王的陵墓被称为赵丘，孔子的陵墓称孔林，洛阳的关林则是关羽的墓地。

 

      秦代立冢植树已相当普遍，《盐铁论·散不足篇》载“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魏晋承汉，栽植冢树的习俗有增无减，冢树所植，由死者身份的象征发展到“广植树林，以壮观瞻，以此争相奢侈”。《孔雀东南飞》中“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东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复盖，叶叶相交通”，说明冢上松柏已从国君陵上的专利，成为平民百姓坟上的标记，以至于松柏一词逐渐成为坟树的别称。“孝陵云黯万株松，叶叶冰霜树树龙，更遣奚官豢千鹿，艺田瑶草护春茸”、“琛丧父，于茔兆之内手种松柏，隆冬之月，负掘水土。乡老哀之，咸助加力。十余年中，坟成木茂(《甄琛传》)”等文献说明了栽植殡葬纪念树早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生态殡葬文化习俗。

 

      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最终也将回归于大自然。火化并不是殡葬的终结，生命的终点是回归自然，让无法延续的生命转化为绿色。从遗体墓葬过渡到植树葬是人们观念的更新，是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现行的植树葬，把骨灰撒入土壤并栽植纪念树，是殡葬活动与绿化的有机结合形式。植树葬以树代碑，象征生命之树长绿、精神永存，也符合人们“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骨灰植树葬作为一种文明、进步的安葬方式，是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对骨灰进行一次性处理的好办法，不仅有利于改变人们旧的传统殡葬观念，而且节省大量土地资源，起到绿化荒山、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土地的永续利用，符合我国殡葬改革的方向。我国是一个少林国家，每年死亡人口近900万，如果大力推行植树葬，并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有机结合起来，殡葬纪念树在死者亲人和有关管理人员的精心呵护下，成活率高且生长健壮，将大大促进我国的国土绿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三)全民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的嫁接整合利国利民

 

      文化创新性能够引导和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创新理念和方法，从而更好地发展具有创新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殡葬改革不仅仅是殡葬方式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推进殡葬改革的殡葬文化的创新。全民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的嫁接整合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创新，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这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嫁接整合将有利于全面提升全民义务植树法规和生态殡葬文化习俗的规范作用并使其形成合力，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巨大的推动作用。

 

      1.有效缓解殡葬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

 

      生与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受传统殡葬文化思想影响极深的中国民众，强调老有所养，死有所安，对死者的缅怀纪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的殡葬改革政策面临着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特别是死人与活人争地以及殡葬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已十分突出。

 

      以推行火葬为主要内容的殡葬改革，从1978年到2006年，全国共火化遗体7157.3万具，每年节省数万亩耕地、百万立方米木材和数百亿元殡葬费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不足的压力，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相对于土葬来说，火葬节约土地和森林资源，却消耗了大量的能源;火葬能消除遗体细菌病毒等生物污染，减少遗体土葬对土壤、水资源的污染，却又增加了空气污染。减少火化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已成为推行火葬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实行火葬直接产生骨灰处置问题并形成骨灰数量的大量累积，出现了“骨灰占地”的新问题，增加了骨灰安置设施的压力，解决殡葬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已迫在眉睫。

 

      受中国传统文化“入土为安”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土葬习俗仍然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殡葬行为，遗体火化后骨灰再行土葬的方式极为普遍，近年来我国年均死亡人口近900万，火化率不足50%，土葬区和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遗体多土葬到遗体公墓或散葬地下，火葬区遗体火化后有相当数量土葬到骨灰公墓或散葬地下，每年遗体土葬和遗体火化后骨灰再行土葬达650万具，遗体土葬和骨灰安置每年占用土地为31km2，长此以往，人们将面临着“死无葬身之地”的困境。

 

      农村是土葬改革的重点区域，传统殡葬占用大量土地，“死人与活人争地”现象较为突出。目前，我国农村安葬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火葬区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装在骨灰盒内直接安葬或火化后骨灰盒装入棺材再行土葬;二是在土葬改革区内进行遗体深埋。没有公益性骨灰堂和公墓的地区，人们将骨灰或遗体安葬在农民承包地内。无论是火葬区还是土葬改革区，都存在殡葬占用大量土地，浪费森林资源的问题。我国有64.4万个行政村，农村年死亡610万人左右，实行土葬的遗体在350万具以上。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火化后二次安葬而占用大量土地的问题，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和死亡人口逐年增加，如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农村殡葬用地问题，必将加剧“死人与活人争地”矛盾。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积极贯彻“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的殡葬改革方针，尊重传统文化“入土为安”的殡葬习俗，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有效地缓解殡葬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

 

      2.有利于提高殡葬设施综合效益

 

      殡葬设施是为处理遗体或骨灰以及满足人们殡葬活动而建立的建筑或场所。截止2006年底，我国已有殡仪馆1638个，以安葬城镇居民骨灰或遗体为主要功能的经营性公墓1820个，在农村分布着公益性骨灰堂和公墓近23万个。由于我国殡葬设施发展历史较为特殊，例如政策规定公墓应利用荒山瘠地而建，这就使殡葬设施成为一个不完整的生态系统，其环境建设出现了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不和谐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殡葬设施布局不合理，导致城市景观破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历史沿袭下来并位于城市重要地段的殡葬设施，其环境建设的滞后严重影响并破坏了城市景观的完整性，形成城市视觉污染，使市民产生不悦心理;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于各种原因和压力而搬迁到城郊的殡葬设施，因缺乏科学的规划，功能布局不合理，土地浪费严重，甚至陷入改造难、扩建难的窘况。

 

      二是殡葬设施绿地系统不完善，综合效益偏低。我国殡葬设施建设中大多存在重基础建设、轻绿化美化，建设资金使用比例欠妥，园林技术人员匮乏等问题，具体表现在规划不合理，缺乏生态学指导，原生绿地保护不力，新建绿地结构单一，植物配置不美观，绿化覆盖率和绿量较小等，从而导致植物群落生态效益降低，绿化体系不完善，绿化维护成本不断攀升等。

 

      三是农村公益性殡葬设施缺乏规划，生态效果较差。我国60%以上的农村公益性殡葬设施只是由村委会划定一片闲置土地，没有进行必要的规划设计，长期无专人管理的问题较为突出。目前我国农村公益性殡葬设施普遍存在绿化率低、尚未从生态和经济角度关注殡葬设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的发展。

 

      我国自然生态环境表现为先天脆弱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森林覆盖率低且增长缓慢，人均资源拥有率偏低，生态环境的总体状况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发展态势。殡葬设施的景观建设与生态修复作为国土整治和城乡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开辟新的人文景观、荒山瘠地的生态修复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随着我国大中城市日趋“膨胀”和小城市不断兴起，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景观效果，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具有深远的意义。城市殡葬设施大多位于城市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交接处，其建设直接影响着城市生态环境和景观的完整性。通过合理利用城郊荒山瘠地建立生态化殡葬设施，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和科技手段夯实城市殡葬设施的生态基础，将其建成稳定的生态景观，能够提高人类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修复和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其城市生态经济作用，协调现代城市经济系统与生物的关系，完善城市园林生态经济系统，使人、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互惠共生，进一步推进城市生态环境整体水平的提高。

 

      农村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的殡葬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广大农村积极倡导深埋不留坟头或植树作为标志的生态殡葬方式，并因地制宜地选用经济林木进行绿化，对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提高森林覆盖率和经济林木的良性循环利用，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立生态经济型公益性殡葬设施既符合我国现行殡葬管理方针，又满足了人们入土为安、回归自然的愿望，对巩固和加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高质量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长期以来，人类对森林价值的透支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义务植树作为一种返哺森林的行为，是对我们的道德要求。茂密的森林是孕育人类的摇篮，它在环境安全、消除贫困、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蕴藏着巨大潜力，通过协调人类与森林的关系，可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全民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的嫁接整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一项利国利民的系统工程。

 

      三、全民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嫁接整合的基本对策

 

      (一)植树节日与殡葬节日活动内容的统一

 

      “植树节”是一些国家为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感情，促进国土绿化，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以宣传森林效益并动员群众参加义务植树为活动内容的节日。目前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设立了植树节。通过植树节的系列活动，能有效地提高人们对森林功用的认识，达到爱林护林和扩大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中国自古就有劝民植树的说法，但由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植树节日则始于民国时期。1915年 7月31日中国政府规定每年的清明节为植树节，1928年4月，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3月12日为植树节，由于当时政府倡而不力，始终未能推广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届第六次会议于1979年2月决定每年3月12日为植树节，1981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国务院于次年颁布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1984年 9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总则中规定：“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从而把义务植树明确地纳入法律范畴。

 

      中国传统的殡葬节日主要体现在葬后的祭奠方面。我国殡葬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祭奠主体的普遍性，各民族、各阶层的人都要对去世亲人进行祭奠。安葬后的祭奠作为一项重复多次的殡葬活动，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一个人死后，往往会连续受到几代人的祭奠。依照殡葬习俗，祭奠具有一定的节令性，例如民间有自死者死亡之日算起三日、七日、百日、周年忌日以及清明、冬至、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特定日子进行祭奠。

 

      中国向来十分重视对先人的祭奠，清明在中国岁时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纪念日，祭祖扫墓是清明节俗的中心，在阴气衰退、生气旺盛的清明时节，人们一方面感念祖先亲人的恩惠，同时以培土、展墓、植树等形式显示后代的兴旺。清明祭祖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有一套自发形成的习俗压力，“清明不祭祖，死了变猪狗”的俗谚，正是对试图不履行祭祖义务的人的告诫。

 

      我国的植树节与传统的清明节都处于“大地回春”的季节，利用植树节可以把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掀起一个高潮，同时结合清明节全民殡葬活动开展“栽植殡葬纪念树”活动，使植树节日活动合理延伸并与殡葬节日活动内容达成高度统一，将成为全民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嫁接整合的基本途径之一。这就需要林业部门和园林部门积极地有计划地开辟义务植树区域，民政部门敢于根据社会需求对“义务植树林地成为公益性殡葬纪念设施”实行许可的殡葬创新实践，使义务植树与殡葬活动的嫁接整合合法化，以提高全民义务植树的尽责率，满足人们栽植殡葬纪念树和殡葬活动的合理需求，形成纪念功能的统一。

 

      (二)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与殡葬活动纪念功能的统一

 

      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27年来，栽植纪念树、营造纪念林等义务植树新形式颇受公民的认可，如北京已累计义务植树1.62亿株，成活率达到88%，保存面积70万亩，现已拥有纪念林地110处，总面积达2万亩。人们逐渐把义务植树活动作为纪念活动，使原本单一的植树活动体现出个性色彩，生日林、幸福林、友谊林、青年林、婚姻林等纪念林地已应运而生并成为时尚，这就为殡葬纪念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栽植冢树作为朴素的生态殡葬活动内容之一，其主要功能是标志和纪念。尽管墓旁植树违背了土葬“藏”的原意，冢树的标志功能与古礼完全背道而驰，但民众或受“庶人无坟”古礼的影响，或无力起坟，遂植以松柏，插以杨柳，作为葬处的标志。冢树从王制流为民俗后，冢树的纪念功能更具人情味。如松柏在中国人心目中一向具有其他树种不可替代的地位，“松柏为百木之长也，而守门阙” (《史记》)，松柏类常绿树可增添墓地庄严、肃穆的气氛，寓意死者生前品格气节，象征死者精神长存，冢上松柏成为国人道德观、价值观的寄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文化对行为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的纪念需求更加明显，把全民义务植树贯穿于殡葬活动之中，使其纪念功能更具有实用性和精神性，这也成为全民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嫁接整合的又一基本途径。

 

      (三)殡葬设施景观生态建设技术为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嫁接整合提供了科技支撑

 

      目前我国殡葬对环境的影响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在土地面积锐减的人口过密化城市中更为尖锐。修坟立碑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悼念先人的一贯做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用墓地、骨灰堂、灵塔等殡葬设施安置骨灰或遗体的形式已日益显现出占用土地、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景观等弊端，殡葬设施景观生态建设已成为当前缓解殡葬与环境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殡葬设施的景观生态建设作为构建和谐殡葬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为全民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嫁接整合提供了科技支撑。

 

      1.城市殡葬设施景观生态建设符合园林生态城市建设的要求

 

      我国一些城市周围存在部分既不宜耕作、又不宜建筑开发的荒山陡坡瘠地，由政府与民间相结合，将这些难以利用、生态条件恶劣的区域建成殡葬设施，在保护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境域、自然风景的前提下，按照自然特点和经济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把殡葬设施建设成为景色优美、建筑协调、设施齐全的生态园区，既缓解了城市用地紧张，又有效地维持城市生态环境，这也是当前殡葬设施可持续发展的惟一出路。

 

      城市殡葬设施作为城市环境景观的一部分，经营管理者开始注重其城市公共绿地的功能发挥，从景观角度关注生态问题，从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出发，强调以植物为主的生态建设，在园林生态系统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生态工程的结构复制和功能模拟，使每一块生态绿地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最大程度上维护公墓生态平衡的生态绿地系统，同时从自然生态系统的审美意识出发，按照园林景观生态学理论营造自然空间和环境，在生态群落和审美基础上进行艺术配置，达到公墓园林生态结构优化和整体协调，满足人们殡葬活动、休憩、观赏等需求，使殡葬设施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充分发挥。

 

      生态殡葬已逐渐成为大中城市居民的殡葬新时尚。植树葬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相吻合，符合广大中国人的习俗和心理。骨灰复归泥土，成为生态系统中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网点之一，它既符合生态循环再生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阴阳循环论和“世代轮回”观念，城市殡葬设施景观生态建设为市民栽植殡葬纪念树和履行植树义务提供了富有纪念意义的场所。

 

      2.农村殡葬设施景观生态建设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推行殡葬改革要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尽量采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殡葬方式，达到保护或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目前我国农村公益性骨灰堂和墓地近23万个，一些地方还存在村民在个人承包的土地上零散安葬骨灰或遗体并做坟头或建造标志性建筑物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土地耕作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环境景观建设。

 

      在土葬改革区，作为传统墓葬的改革，将遗体或骨灰用可降解的葬具装殓后深埋地下，地面植树以为纪念，遗体或骨灰进入自然界的良性循环，实现能量流动和物质流动的良性循环，是殡葬文化与环保理念较为完善的结合。树葬型公益性公墓是我国农村殡葬改革进程中的新鲜事物，这种将骨灰或遗体深埋于公益性公墓并植树作为寄托哀思标志的安葬方式，既满足人们“入土为安”的传统殡葬心理和回归自然的愿望，又符合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绿化荒山瘠地，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土地资源，缓解骨灰安置设施的压力，有利于移风易俗，树立厚养薄葬的新风尚，是殡葬改革与绿化祖国的最佳结合点，也是造福后代、一举多得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农村树葬型公益性公墓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殡葬措施，民政部门可会同农业、林业、国土、规划等部门，通过立法将这种以生态葬为核心的绿色殡葬作为殡葬改革的模式之一，规划建设生态墓地，使公民安置骨灰或遗体的权利与植树造林法定义务的履行联系起来，在解决传统殡葬侵占土地的老大难问题的同时，提高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尽责率，有效地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四)林权制度改革为生态殡葬文化习俗的创新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充分利用现有殡葬设施中的绿地，大力推行植树葬、花坛葬等绿色环保的、不占或少占地的殡葬方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殡葬改革的经验，建立一种集植树造林、绿色殡葬和生态旅游于一体的新的殡葬理念和方式，将公民手中准备用来买公墓的资金用来在殡葬用地内植树造林，同时满足“入土为安”的传统文化需求，这种将植树造林与安葬故人和文明祭奠等殡葬活动的嫁接整合，可以有效地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社会矛盾。

 

      中国农村正在推行一种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拓展到林地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在保持林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把林地的使用权、林木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交给农民，建立责权利明晰的林业经营制度，促进传统林业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林业转变。中国69%的面积是山区，山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6%;全国现有耕地逾18亿亩，而林地则多达43亿亩，其中集体林地25亿亩。集体林地是国家重要的土地资源，也是农民重要的生活保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继家庭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成功创新，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结合我国目前深入开展的林权制度改革，可创新一种国家和出资者双方受益的全民参与的植树造林模式，即通过自愿地有偿认养荒山坡地，栽种林木，从而获得该林地和林地成果的可继承的使用权及其他可观得经济回报，有效地解决国家在恢复生态的努力中资金不足和单位、个人参与全民植树方式简单仅限于义务奉献的难题，在林地内合理开发生态殡葬功能，也为不同收入阶层提供了修身养性、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为子孙后代建设一块富有殡葬文化内涵的绿地，德昭天地，确保殡葬与环境和资源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实现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全民义务植树法规与生态殡葬文化习俗嫁接整合，把以栽植殡葬纪念树为基本内容的生态殡葬文化理念上升为殡葬与环境资源保护基本法律规范的范畴，纳入法律的框架，使生态殡葬法制化，必将为人们所关心的殡葬与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全新的途径，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的殡葬理念，使我国殡葬改革事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