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器的产生与灵魂崇拜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并且与生者之间仍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能够干预生者的祸福，因而对死者的灵魂存在着一种既亲近又畏惧的复杂心理，既有无法割舍的亲情、真切的怀念、敬爱，又对之有所祈求、期盼。为表达哀思并博取亡灵的欢心，首先需要满足其需求，敬献衣食住行等一应祭品，再现生前的生活方式。明器作为“送死之器”，是实物的仿制品、替代品，徒具其形而并无其实，与生活实用品差别很大。一般来说，明器制作比较粗糙，所用材料价值低廉。最初的明器多以石器、玉器、陶器、木器、漆器、青铜器等硬质材料制作，不易腐烂，下葬时伴随死者入土殉葬。纸扎明器自唐代开始出现、宋代得以普及，引发了中国丧葬礼俗的重大变革，致使明器的使用方式由掩埋改为焚烧(这是由纸材料的特有属性所决定的)，即由作为随葬品陪伴死者长眠于地下，改为化作青烟随死者的灵魂飞升至天上，相应的丧葬仪式活动的重心也由地下转移到了地上。

     从功能上来说，纸质明器的作用与陶、木等明器或实物随葬品是相同的，使死者在阴间仍能享受人间的生活方式和财富，满足其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所以明器的内容变化不大，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然而明器毕竟是有形无实的仿制品，为何能被当真呢?这是因为在民众的观念中，阴间的鬼魂和现世的人是有差别的，鬼魂无需使用实物，象征性的物品己足够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仿制品虽然有形无实，但在民众心理上已经被预设为合理的。而纸扎将这种仿制推到极致，不仅样式是仿制的，连材料也用了替代物，象征意味更加浓厚。以纸制物送与死者使用的观念，早在魏晋时已有，例如纸钱的使用。唐人加深了这种观念并扩大了纸质器物的使用范围，认为鬼所用之物皆为纸质。《太平广记》卷三五一引唐张读《宣室志·李重》记述李重病重，有二鬼前来探视，“重遂命酒，以杯置于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饮器。’乃于衣中出一杯，初似银，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细视，乃纸为者。”‘

     唐临《冥记·睦仁蓓》曰:“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金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说明鬼用纸器的观念己经深入人心。认为鬼魂使用纸质明器，应是人们为不再给死者随葬实物而制造的一种合理性解释。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除了观念上认为人鬼必须有所区别的前提设定，主要还是出于实际考虑，纸质明器制作简单，造价低廉，节省财力物力，而且可简可繁，可多可少，仪式程式上并没有俭省，能够满足生者表达对死者的供奉和哀悼的需要，因而受到百姓的普遍欢迎，也体现出一种生活的智慧。这反映出民众信仰观念的变化，对鬼神的崇拜更加世俗化、功利化，更加注重礼俗的社会功能，使祭祀体现出深厚的人情味，仪式中关注的重点也由服务于死者改为彰显生者之孝与富。

     人们为了强化使用纸扎的合理性，又设定了一种送与死者的方式一一焚烧。民间常说“看来是假，化去是真”，认为把这些象征性的纸制祭品烧成灰后，死者便可以直接得到、永久使用。宋洪迈在《夷坚丁志·海门主簿》中记载:“通州海门县主簿摄尉事，入海巡警，为巨潮所惊，得心疾。谓其妻曰:‘汝年少又子弱，奈归计何?’妻讶其不祥。簿曰:‘有妇人立我傍求绊背子，宜即与。’妻缝排纸制造焚之。明日又言渠甚感激，但云失一据耳。妻诣昨焚处检视，得于灰中未化也，复为制一衣。”’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民间认为鬼魂会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为了平复他们的怨念，防止遭其迫害，必须满足其所求、所需，即烧送其所求物件，并且在焚送的过程中必须焚烧彻底，才能使亡者收到完整的东西;若是所焚烧的器物有所破损、疏漏，亡者所收到的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可以说，供奉、烧送纸扎，与“心到神知，上供人吃”的供奉方式是一样的，心意表达到即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纸扎又可被视作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它对于民众的意义绝不是“生命的休止符”，而是阴间世界与现实世界幸福生活的希望。因此，纸扎看似为死者准备，实质还是为了满足生者的各种需求。

     纸扎并非实物，而是艺术化的造物，从而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供奉品，具有以假当真的特点。纸扎之物虽然是假的，但献祭者悼念和供奉的情感是虔诚的、真实的，自唐代以来，因而纸扎作为情感的物化表现形式，假的物品也具有了真的意义。虽然纸扎的样式处于变化之中，但其内在文化含义、情感并未发生变化，始终反映着民众的灵魂观念、情感诉求，蕴含的信仰观念与寄托着民众追求幸福(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的强烈愿望。也正因为此，纸扎才能在当今时代大潮中依旧保持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