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正赶上记者在江西，看到建造在九江郊外和附近丘陵地带的豪华坟冢以及插满墓地的彩幡、花圈 ，再联想到近年到天津北仓墓地祭祀所见所闻，深切感到中日两国在殡葬习俗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异同。

异同首先表现在对死者的评价上。中国人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就是说，对一个人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无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当他辞世的时候，自然也就有了结论。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的只是个别现象或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而日本人则认为，一个人无论他在世时做过多少好事，或是做过多少坏事，只要他死了，万事皆休。所有的坏事或好事，全部一风吹。死后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灵魂是一样的。这一点只要参观一下东京都市中心的青山墓地或是设在各大寺院附近的墓地就可一目了然。不管是达官贵人，巨商富贾，武将文臣，还是平头百姓，只要你付出一定费用，就可在墓地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墓地只有占地规模大小之分，没有地位上下之分，更无褒贬之分。在日本三重县著名圣地熊野本宫大社附近既有为遣唐高僧空海和尚修筑的坟墓，又有为被白蚁树立的纪念碑。日本人这种对死者不分青红皂白、近乎怪异的一视同仁的认知无疑是中日两国不同所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人死后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一个人死后或在其生前，或由他本人或由其亲属精心为其挑选好墓地，而墓地的选择不仅讲究风水，更重视如何显示死者生前身份和拥有的财产、地位、权力。中国历史上历代最高统治者精心筑造的大型陵墓群就是最突出的典型，这种遗风至今未绝。死人与活人争地，超豪华墓地在南方不断出现就是例证。由于中国悼念死者时过于注重物质，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引出许多相反后果。特别是古代君王，他们对自己的后事安排可谓费尽心机。他们往往在生前就为自己精心挑选好了墓地，墓地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坟冢与墓室坚固异常。他们死后还要带走大量珍宝作为殉葬品。为了迷人耳目，他们多设疑塚，但终究未能逃脱为后人挖掘的命运，搅得逝者死后不得安宁。同古埃及人修筑的法老金字塔一样，至今中国还有几座帝王的古墓未被发掘或被盗。

相比之下，日本似乎不大重视墓地建筑，包括历届天皇墓地在内，多为土坟，而且规模不很大。他们注重的是墓地周围的环境，崇尚死后回归自然。而现在普通的墓地更具象征性，除了用大理石砌成的所谓墓室外，墓地主要是树一块刻有个人或家族的墓碑。

在为死者举行葬仪地点的选择上，中国古代多在寺庙内为死者举办超度道场，但现在已多改在火葬场旁的殡仪馆内举行告别仪式。日本则根据死者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分别选择寺庙、天主教堂或专门实施火葬的斋堂。

其次是仪式形式和内容方面，日本对出席葬礼人的着装有着严格要求，无论男女，都必须穿黑色的礼服或套装，包括妇女的腰带和男士的领带在内，都必须是黑色或深色。而现今的中国，人们出席葬礼的着装尽管没有成文的规定，但在城市里，人们均会着黑色或深色服装参加，在农村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要求死者亲属全身穿白的习俗。这与日本及世界各国肃穆着装的要求还是大致相同的。灵堂内摆设，中国通常摆放纸做的花圈和各种鲜花，日本则喜欢摆放白色或黄色的菊花。

在情感宣泄方式方面，总体说来，日本人远比国人克制，含蓄。出席葬礼者大都表情平静、肃穆。而在天主教堂内举行的葬礼，无论是主教的致辞和还是唱诗班的伴唱，给人的印象是与其说是在对死者进行哀悼，莫如说在对死者进行赞美，轻松的气氛远盛于悲哀气氛。相比之下，国人则要显得直白得多。在告别仪式上，死者家属因悲伤过度而瘫倒在地的例子屡见不鲜。除了感情的真实宣泄外，哭声似乎成为了衡量后人对亡者感情是否深厚和是否尽到“孝道”的尺度。据说，为了显示家属对死者的悲痛和孝心，中国南方的一些地方甚至有花钱雇人哭灵的习俗。

葬礼之后，中日两国通常都是将装有亡者骨灰的骨灰盒直接下葬，或是将骨灰盒在某公共场所存放一段时间，然后择日下葬。但在存放地点选择上，中日之间又有所不同。日本多选择寺庙或斋堂内的遗骨存放室，中国则选择火葬场周围的纪念堂。至于近年来在中国境内逐渐兴起的树葬或是将骨灰撒向江河大海式的水葬，在日本还未怎么听说。

在对死者进行纪念和追悼方面，日本人的通常做法是在死者忌日，或是每年的盂兰盆节（相当中国的清明节）时上坟扫墓，扫墓的内容除了在墓前摆放鲜花和少许祭品外，主要是用清水冲洗和擦拭用大理石制成的墓室和墓碑。

中国传统的祭祀也多选择在死者忌日和清明节。一般买一束鲜花或者在死者墓前摆上若干件祭品，农村通常再烧上一些纸扎的牲品和祭纸、纸钱等，祭祀活动便宣告完成。葬礼结束后，邀请送葬者聚餐则是中日两国共同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