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渊远流长，中国传统宗教也悠久绵远。在中国传统宗教的活动中，其核心内容就是祭祀，它是伴随着神灵观念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人们希望各种神灵在支配自身运动时能有利于氏族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将最好的礼品奉献给神灵，以期实现这种愿望，天长日久就形成了祭祀的习俗。从本质上说，祭祀活动就是古人把人与人之间的求索酬报关系推广到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所以祭祀的具体表现就是用礼物向神灵祈祷或致敬。祭祀在中国人头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而有「国之大事，唯祀与戌」的说法，并将其作为五经之要事，「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所以大凡天地万物，日月星辰，风雨雷云、山川五祀、四灵人鬼等都是人们祭祀的对象。这些宗教祭祀习俗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民众心理长期流传，在佛教的寺院生活中也渗透着这种俗世的习俗。
 
      寺院的祭祀活动，在早期的佛教典籍中并没有记载，即便到了唐代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时，也没有提及祭祀活动和祭祀之礼。从寺院清规条例中，能够见到祭祀活动的记载是元释德辉禅师的《敕修百丈清规》。在《敕修百丈清规》中，与祭祀活动有关的活动是祝圣、国忌（帝王、皇后忌日）、祈祷、达摩忌、百丈忌以及各寺历代诸祖忌。自此以后，寺院就将中国传统的祭祀活动与自己的佛事活动互相联系起来，不仅每年在诸佛、菩萨的忌日大作道场，举行带有佛教特色的祭祀仪式，而且把中国传统祭祀中经常举行的、影响长远的祭灶活动，也列入寺院的活动之中，由此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祭祀风俗。
 
      我们上面已经说明，寺院的祭礼活动十分频繁，因此，不可能将其一一叙述，这里，我们仅仅选择与中国传统祭祀活动密切关联的祭祖与祭灶进行叙述，以便通过这种两祭祀活动，了解佛教是怎样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的。
 
      祭灶
 
      灶就是用土或石砌起来可以烧火饮食的人造物，在今天的农村中还普遍使用。灶的性质与少数民族的火塘相似，据此可以推想，灶神的前身就是原始人的火塘神，灶神就是火神的转变。据考古和民俗材料印证，这种信仰当起源于母系氏族阶段。火神观念产生后，随后便产生了相应的祭祀仪式，早在《周礼》中，就有「天子祭五祀」的记载。祭社神就是其中之一。《后汉书·阴识传》载：阴子方为人至孝，腊日晨炊，忽见灶神现形，子方再拜，以家中黄羊礼之。从此以后，竟成巨富。阴氏子孙便世世代代在腊日用黄羊祀灶。人间之所以对灶神如此敬重，是由于人们认为炉灶中的火是上帝派驻人间的全权监察，是各户的主要家神，它不仅掌饮食，并主宰全家的生死祸福。而且，灶神与全家成员的生活最接近，明察男女老幼的一言一行，它可以直接返天向上帝报告人间的善恶，西汉时就有了「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的传说。魏晋以后至唐宋，更盛传灶神夜间或选日上天白人罪状，并演变出许多民间传说。正因为人间相信灶神决定一家的贫富之命，记人善恶，上报天堂，所以祭灶时必须恭敬，由此而生出许多忌讳。如切不可对灶吟咏嬉笑，秽语恶言，也不可烧不净柴，不可用灶火烧香等，在敦煌伯二六六一背《诸杂略要得抄子》卷中，更明确指出了忌凶、吉利，其文为：
 
      灶当户舍，令人失火，凶。
 
      故灶处安床，令人子孙不利。
 
      井灶相当，令人数有口舌，不利。
 
      灶与天窗并，令人烧死不利。
 
      灶前浴小儿，令隆残不利。
 
      凡作灶砖土，勿著人旁，令人家衰耗；
 
      宜著宅外丙丁地，如离宅，分灰。
 
      凡作灶余泥，凡灶中灰，随多少去之，
 
      勿出著前，令人家不利。
 
      立春日取富家地中土涂灶，令人富贵。
 
      这种灶神信仰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并在固定的日期（从宋代就已基本确定）或腊月二十四，或二十三日举行祭灶神活动。
 
      对于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中国传统习俗，或许出于同质（同为宗教），或许为了吸引民众，在中国求得发展，或许其他什么原因，佛教也将祭灶习俗吸收进来，将之作为寺院的礼俗之一。
 
      佛教的祭祀礼俗，始于元代。关于寺院灶神的来历，在佛教大有一段近乎神话的传说。据《河南府志》说，元代至正（一三四一——一三六八）初年，少林寺有位行者，蓬头裸背跣足，手中常提着一根烧火棍，在厨房做杂务，尽职尽责，十分勤劳。由于地位低贱，寺中竟然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和法号。至正十年（一三五○），刘福通等领导的红巾军突然围攻少林寺，由于事发突然，寺中僧众皆不知所措，在这危急关头，这位干烧火杂务的行者手提烧火棍，冲出山门，身体忽然长高数十丈，站立山峰之上，大叫「吾乃紧那罗王也」，红巾军见此情状惊恐万分，到处逃邃，少林寺因此免遭大难，但这住行者也随即倒地而亡。至此，少林寺僧众才知道这位行者就是紧那罗王的化身。为了纪念这位行者的护寺之功，少林寺僧众在寺院中为他塑了像，供于厨上，并让他坐上伽蓝之位，供奉他为「监斋使者」，使他成了寺院的灶神，专管饮食之事。这种传说传出后，天下寺院都纷纷效法，普遍在寺中塑起了「监斋使者」像，年年祭祀，从而形成了佛寺的祭灶习俗。
 
      寺院祭祀灶神时间也与民间一样，定于腊月二十四日，这大概是为了与民间协调一致吧。不过，僧俗毕竟有所差异，民间的祭灶一般在晚上，而佛教寺院中的祭灶都是早晨。这是因为佛教教规中有「过午不食」之清规，「监斋使者」是诸天神之一，诸天神只能在早上进食，所以祭灶也只能在早上进行。不过，这只是佛教刚开始祭灶时的情形，民间晚上祭灶的习俗影响深远，佛教白天祭灶之俗终究势单力薄，不得不被民间习俗所同化，而改在晚上举行。这样一来，就使后来寺院中不少僧人，只知道有个灶神，却不知「监斋使者」，甚至还误把民间的灶神当作寺院灶神，真可谓是数典忘祖，愧对先祖了。
 
      在祭灶日，寺院在僧众早粥后，知客便会挂上晚间「祭灶」牌，斋堂的香灯师到灶神位前摆好香案，筹办十各种供品。晚上，祭灶时刻一到，知客就鸣鼓三声，召集全寺僧众进入斋堂，举行祭灶活动。住持拈香礼拜，维那诵经。诵经之后，监院开始上供品，供品包括水果、素食等，另外，还要敬献香茶。献完供品，维那来到灶神像前拈香三拜，祝愿灶神多加保佑，其他众僧则行问讯礼，整个祭灶活动便告结束。
 
      在寺院的祭灶活动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本来寺院的祭灶习俗是因中国民间祭灶之俗而来，也就是说，是民间习俗影响着佛教礼俗，同时，佛教祭灶礼俗的一些作法又反过来影响民间，最典型的莫过于为供奉祭品上的变化。按照汉化佛教规定，僧人是柰止吃肉，因而，所供应全为素食。但在明代以前，民间祭灶全用荤食，这从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中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其诗曰：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
 
      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
 
      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
 
      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
 
      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在这里，作者以诙谐的语言将宋代祭灶风俗描绘得生动无比，维妙维肖。但这首诗中出现的烂熟的猪头、新鲜的双鱼、美酒等，都是寺中僧众遵守清规而必须拒绝的荤菜。但寺院的祭灶素食之俗，又来影响民间，使之将供奉祭品由荤食全部改为素食，如明刘侗《帝京景物略》中就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糖制饼、黍糕、枣、粟、胡桃、沙豆奉灶君。」这里就再也没有宋代祭灶时所出现的猪肉、鲜鱼、美酒了。直至近代乃至今天，民间祭灶也大多都用素食供奉，如北京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天津地区祭灶「供水糖饼，糖瓜、黏糕、胡桃等品，又备草料，凉水，谓用以秣灶君之马」。《中华全国风俗志》所纪河南比源县的祭灶风俗也是如此，其文曰：
 
      旧历腊月二十三，俗谓小年节，是晚各村各户，无不祀灶神者，名曰祭灶。祭时秀香五根，黄表三张，小蜡一对，烧饼二块，名曰灶火烧。牙饴（麦芽糖）一块，名曰灶糖。雄鸡一只，名曰灶马，芋草少许，粮食五种，清水一盂，谓之马草，用以饲灶马者。预买新灶神一张，张贴寸许，亦名之曰灶马。一张黏在灶神额上，意谓迎灶神回宫之马，于元旦（正月初一）黎明时焚火。其他一张，即于当日随香表焚化，意谓送社神升天之马。………………祭毕晚参，食时豆腐汤为不可少之物，并食祭神时之灶火烧，谓之过小年节。
 
      上述祭灶的供品中，没有一样荤食，祭灶风气的发展、演变以及由荤食变为素食的习俗的变化，典型而具体地反映着寺院礼俗与民间习俗的交互影响，相得益彰，各得其所。这对于民俗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现象。
 
      祭祖
 
      祭祖是由于祖先崇拜而产生的一种仪式。祖先崇拜是鬼神崇拜的发展，也是鬼神崇拜的一种形式。祖先崇拜和一般的鬼神崇拜不同的是它有长期固定的崇拜对象，并且与崇拜者有血缘关系。人们尊崇祖先的亡灵，定期举行祭祀，认为祖先的亡灵会保佑子孙后代，赐予他们幸福。后来人们又用这种民间信仰来维护宗法制度，因此，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祖先崇拜。从商周开始，丧葬、祭祀便成为重要的礼仪系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中国古时的祭祖活动都是在宗庙里举行的，祭祀时所用的器具、摆设、祭者的服饰、仪仗与祭祀的程序，都依主祭人的身分等级及祭祀名目的不同而有着详细、严格的规定。祭祖成了维持统治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所谓「报本反始，民德归原也」。因而，祭祖以及由此而形户的一系列宗庙制度，就成了中国伦理文化的中心。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接受并采纳中国传统的祭祖习俗，而形成佛教寺院的祭祖特色。不过，佛教所祭祀之祖，与俗世不同，它们所祭祀的先祖不是与参加祭祀的僧众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同姓祖先，而是自己的祖师。
 
      佛教禅院中，大都设有祖师堂。祖师堂中塑有各个宗派祖师的雕像。在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中，每个宗派都尊奉一位祖师，将之作为本宗派的开山祖。如天台宗奉龙树为祖师，禅宗奉达摩为祖师，律宗奉昙无德为祖师，吉藏为三论宗祖师，玄奘为慈恩宗祖师，华严完追认杜顺为初祖等，由于各个宗派祖师不同，因而每个宗派都只祭祀属于自己本宗的祖师，而不是普遍皆祭。佛教寺院的祖师堂一般位于佛殿或法堂（讲堂，为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之西，所供祖师一般为三位，一位是本宗创始人，一位是对本宗的创立建有重大功德的僧人，如怀海禅师等，还有一位就是本寺院的建立者。今日我们所见一般佛寺的祖堂，以达摩、慧能为禅宗之祖，马祖创林，百丈立清规，故多立达摩祖像于中，慧能或马祖为左，百丈位右，三像并坐。
 
      禅院的祭祀仪式多在祖师堂进行。祭祀达摩之日定在每年的十月初五。这是因为据说此日为达摩祖师之忌日，相传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传法时，在南京见到南朝武帝，梁武帝笃信佛教，即位后大量建造佛寺，塑造佛像，书写佛经和度僧出家。他非常自负地对达摩说：「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说：「没有功德。」梁武帝听后十分不服，问道：「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说：「你做这些事不过是积福，将来可以往生天上，但不能因此得到解脱，不是实在的功德。」梁武帝听罢很不高兴，马上放下脸来。达摩见话不投机，便折苇化舟，渡江北去，来到了北魏统治的区域，后来，又到嵩山少林寺，在此面壁九年，默坐冥思，修习禅定，时人称之为「壁观波罗门」。当时魏地佛法盛兴，寺宇隆盛，但全都败给达摩。于是有的人妒火如焚，便在饮食中下毒药谋害达摩。前五次都被达摩识破，但到了第六次时，达摩由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传人，就安然服食，端居而逝。达摩遇害之日据说为西魏文帝大统二年（五三六）十月初五，因而佛教便将此日定为达摩忌日。
 
      由于达摩忌日在十月初五日，因此，在忌日的前一天，即十月初四时，知客便会在斋堂中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明日恭逢达摩老祖宗寂良辰，是晚、明早课毕，闻钟声，齐诣祖师堂礼祖，午前上供。」在达摩祭祀之日，是祖师堂堂主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在祭祀开始前，祖师堂堂立要在祖师堂中间设起祭筵，供奉香炉、水瓶、香案，上间摆放禅椅、拂子、架、法衣，下间设椅子、经案、香、烛、经卷等等，这些都要在祭祀的头一天准备好，到该天晚课结束后，钟头撞响大钟，缭亮的钟声接连三响，这时，众僧齐集祖师堂，首先由住持向祖师上香、行礼、供茶，接着众僧向祖师行三跪拜礼，并跟着维那念诵，做回向文。这样第一遍祭祖就算结束了。第二遍祭祖在暮钟鸣响之后举行，其主要内容就是到祖师堂诵经做法事，全寺僧众及仆役一齐到达摩像前参拜。第三遍祭祖是在第二天早课后，即十月初五日，钟头再次鸣响大钟三声，僧众再齐集祖师堂，先由住持上香、上汤、上粥、上茶，维那则反覆念诵三次「奈麻香云盖菩萨摩诃萨」，众僧齐和三次。然后一齐唱诵《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再接着唱诵《变食咒》，反反覆覆，总共十四遍。唱完之后还要将《甘露咒》、《普供咒》各唱诵三遍。最后由维那将达摩祖师创立本宗的伟大业绩向全寺僧众叙说一遍，全寺僧众在听完维那的叙说后，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于是向祖师三拜，整个祭祖仪式即告结束。到第二年的十月初四、初五日，又是如此一番。
 
      除祭祀达摩外，禅院还要对百丈怀海禅师祭祀一番。这主要是由于怀海禅师别立禅院，而且制定了禅宗的第一部清规——《禅门规式》，即后来人们所说的《百丈清规》。这部清规还是汉化寺院第一部系统化的清规。怀海禅师的忌日为正月十九日，所以，禅院就在每年的这一天为其设祭，以此纪念怀海禅师。祭祀的仪式也像祭祀达摩祖师一样。毕竟地位不一样，因此，怀海禅师的祭祀规格要逊达摩祖师一筹，祭祀时，僧众所诵之经也有所不同。至于祭祀本寺开山祖师，规格又比怀海禅师次了一筹，对其创立本寺的功德也不再由维那叙说。由此看来，佛教的祭祖仪式虽然比较简单，无非就是烧香、跪拜、供茶、诵经等，但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等级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大概是俗世的等级观念在佛门中的反映吧，但这是否有违佛门宣称的众生平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