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佛教的一大特点就是跟社会与时代的结合比较紧密，所以社会与时代发展的产物都于都市社会的寺庙里有所反映，这种反映既有对佛教发展积极一面，也有消极一面。积极一面要求佛教要与时俱进，积极去调适，在前面的章节已有详述。而消极的方面，主要是都市佛教的世俗化问题。

李向平从传统语境和典籍入手，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宗教、佛教的关系，并非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是一种特殊的嵌入关系、相互嵌入的关系。所以，世俗化概念作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本非中国宗教与社会矛盾关系的运动结构，自然就不适用于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内在关联。在中国佛教社会学的研究当中，与其使用“世俗化”这一概念，不如提出中国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命题。

笔者认为“世俗化”在中国社会文化的语境下其内涵己经发生了迁移，虽然李向平看到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间存在的嵌入关系，但却没有正视中国语境下“世俗化”所具有的实际指向，只是在为“世俗化”一词“正名’，，并没有就其在中国语境产生的缘由做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宗教“俗化”应该主要是:作为宗教的“宗教性”的弱化，导致宗教本身神圣意义的缺失。针对某些“世俗化”观点是从结果上根据宗教影响力的减弱来判断，笔者认为宗教的“世俗化”应该从其宗教活动的行为动机上来衡量，即行为动机的“宗教性”纯度。因此，从宗教活动的行为动机上来考察，笔者赞同李向平将近代人间佛教称作“社会化”来取代“世俗化”的提法。然而，佛教的世俗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也是近年来佛教史家们常论不新的一个议题，如果仅仅以李向平所采用的人间佛教“社会化”取向来指代一切中国佛教世俗化现象，或是以此“社会化”概念来模糊中国佛教世俗化这一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社会这样大的语境下，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佛教自印度来华后，一直沿着本土化的路线向前发展，历史上大凡本土化工作开展较好的时代佛教都比较兴盛。中国佛教史上天台、禅、华严等中国化宗派的形成就很明显的说明这一点。因此，佛教本土化是佛教在中国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历史也表明那些没有经历本土化的宗派在中国最终也都逐渐销声匿迹。佛教的本土化是一项长期的进程，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佛教自身的发展，本土化也将继续进行。

关于佛教本土化，笔者赞同本性法师在其文章中的观点:“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不是过了头，而是尚且不足。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心、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于佛教本有的社会适应性，以及历史的经验，凡是激烈剧变的时代，佛教都会因之做出大幅的自我调适。也就是说，佛教的本土化是贴近时代的，随时代的脉搏起伏而起伏。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相应地，也呼唤更具活力更契合时代精神的新形象佛教产生。

新形象佛教不能凭空产生，而应在现在佛教的基础上给予改造、更新，因应中国社会的变化，继续其中国化进程。对中国来说，中国政经的转型，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是场特殊的革命。对佛教来说，推进佛教的继续深入中国化，也是一场特殊的变革，他将成为中国社会大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佛教的继续中国化，应体现在更新佛教观念、优化佛教行为、丰富佛教经验的新感受，和打造佛教体制的新系统上。

所谓“社会化”，笔者认为这是佛教从“山林”走向“社会”的过程，修行上从“出世脱俗”倾向转为“入世度众”态度的过程，也是由追求“佛在彼岸”转向“佛在人间”的过程。具体到都市社会里的寺庙和出家人的“社会化”，应当指的是如何把佛教的理念更有效地推广到社会，也就是将他们的理念“契理契机”地诊释为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社会观念，再依照这些观念进行“契理契机”的社会参与。佛教社会参与的根本精神所在是要利益众生，国此都市佛教的社会化，应当是一种与社会“契理契机”的联系，并不是都市里的寺庙和出家人自身“世俗化”。

宗教是社会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性的一面。作为社会化的组织实体，宗教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建设，具有密切联系。因此，任何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的宗教活动，必将成为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构成部分。

综上所述：综而观之，社会在不断变化，处在都市社会中的佛教更应该要有自我觉醒的灵敏，不能随时代和社会产生的不良现象而沉沦，未来中国都市佛教的发展要尽量避免自身宗教性质的世俗化，同时也要加强理论建设，探索与时代、社会相结合的本土化、社会化的新途径，从而有效促进佛教和社会制度变迁间的和谐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