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最早的孝的含义有两个内容：一是尊祖敬宗。施孝的方式主要是祭祀，在宗庙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人，这带有一定的宗教形式。二是传宗接代。在周人看来，祖先是我辈的生命之所生，因此，崇拜祖先就是把祖先的生命延续下去，生生不息。《易经》：“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先祖，恶出?”

之后长期的历史岁月中，“孝”的含义逐渐世俗化，对象从祖先转到了父母。从事死到事生，虽然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尊敬”的本意却一直保持着。《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墨子经》：“孝利亲也。”《贾子道术》：“子爱利亲谓之孝。”《周书•谥法》：“慈惠爱亲为孝。协时肇享为孝、五宗安之曰孝，秉德不回曰孝。”《礼记•祭义》：“众之本教曰孝。”《诗•鲁颂•泮水》：“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旧唐书》：“性婉顺有容德，事父母以孝闻。”明《袁可立晋秩兵部右侍郎诰》：“晨昏奉盥，承尊孝以无违。”

实际语言应用中，孝经常被称为“孝顺”、“孝敬”。真正意义上汉传统文化里面的孝是以“敬”为前提的，对内心的

“敬”最好的表达就是“顺”，“顺”就是趋向同一个方向。东方人在家庭里的地位不像西方那样是平等的，而是存在尊卑的;家庭内部先天存在这种尊卑传统，要求我们在父母面是乖孩子，所以对于各种事物小到婚姻观、是非观，大到人生观、世界观，都无法形成自己的见解。“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也就是终身按照父亲的价值取向行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老师也是只能认同不能顶撞的，孔子之所以待见颜回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很乖，不像宰我、子路，他们为难顶撞老师。像西方亚里斯多德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决不可能被中国孝子说出。像法国的笛卡儿、英国的休谟、德国的康德，那种“怀疑一切“的大哲人，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更是难以出现的。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从保持自己身体完整开始，到当官光宗耀祖结束。从家庭意义上看，“孝”体现为对父母绝对权威的顺从;从社会意义上看，“孝”即对统治者的敬畏和绝对服从。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知有也。”——《论语•学而》。一个人如果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的人从来没有。由于家国同构、君父同伦，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君之道，正所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小孝是敬、顺父母;大孝则是忠于帝王，对于帝王个人意志制定的方针政策若有所叛逆即为“不忠”，对统治者的“不忠”是灭门大罪，株连九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都是不孝，更何况人头落地，且父母兄弟妻儿子女都要共赴黄泉，此最大不孝也，所以从“尊敬”这个本意来看，“孝”的范围甚至比忠还要大。更重要的是，对君父的“忠”、“孝”是统一并不矛盾的，为君父利益服务是其共同点。在尊敬的前提下，“孝”逐渐完成了从人伦感情出发达到其“和谐”社会的政治目的。

孔子以后的儒家理论中，尊敬之于孝，也并非一味的顺从。有一句被讹传了的话很有代表意义，这就是《孟子•离娄上》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的原文是：“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孟子的原话所指，并不是大众所谬传的不生孩子就是不孝。而是认为最不孝的，是对长辈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

后来汉代赵岐写了《十三经注》。阐述了他个人对于孟子这段话的理解：“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可见赵歧也不是说断绝后代为最不孝。他认为最不孝的就是容忍父母去干不义之事，而作为后代不劝说。

虽然孔孟是一道，但是孟子时代的儒家思想，已经较孔子时代的有一些进步了。从儒家学者赵歧所说的不孝的第一条，即最不孝——“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就可以看出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而在孔子时代，孝和忠的表现，就是哪怕明知道长辈有错，也要认可，不能指出。不管父母说的对与错，都要全盘接受，不得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