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会问医生，何为生命的真相？它绝不仅仅是生物体微观细节探究的总和，而是文化心理投射、社会关系跌宕、生死、苦难信念纠缠的总和，生命的活力，求生的欲望如何与死亡的寂灭、宿命相反相成，恰恰是死亡赋予生命的有限性，才让生命摆脱肉身的存活，赋予生命以丰富的精神价值，缺少灵性的肉体生命绵长的延续则只是无聊的岁月，因此，科学化、技术化的知识建构只揭示了生命的真理性，而生命的真谛则是生存境遇（疾病、痛苦）的偶然性、衰老、死亡的必然性，唯有通过向死而生的不息求索，才可望获得生存的意义。那么作为救死扶伤的医学真谛何在？简而言之，医学的真谛就是对生命真相、真理、真谛的深刻理解与超然驾驭。就学科而言，医学具有杂合性与复杂性，并非纯粹的科学，而是人学，中医先贤有“医者易也”（变化的学问），“医者意也”（思辨的学说），“医者艺也”（艺术化的技术）之说。近代医学大师威廉·奥斯勒（SirWilliamOsler）认为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由此标定了医学与经典科学的差异性，大凡科学都追求并捕获自然的确定性，驯服偶然性，但医学却似乎无法抵达这一彼岸，尤其是临床医学，具有类同于艺术创作的无限可能性，特鲁多（E.L.Trudeau）将自己对医学的本质思考刻在墓碑上：“偶尔治愈，常为帮助，总是劝慰”，谆谆告诫医者在临床生活不仅要明是非，还要知敬畏，疗愈只是小概率事件，陪伴、见证、抚慰、安顿才是大概率事件，照顾节目比救治节目重要，昔日征服传染病进程中的霞光未必能在老龄社会慢病重疾的救助境遇中重现，未来的日子里依然会遭遇无力、无奈的尴尬，依然要知进退收放。

医疗服务要比其他公共服务行业更加逼近生命与死亡，更真切地感受死亡，更多地穿越死亡事件，但他们是否能超越技术去思考死亡，抵达终极关怀，已然是一个悬题。因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认知，只关注心跳，呼吸，脉搏，心电图，脑电波等指标，成为划分生死的客观指标。养成只关心疾病谱与病死率的惯性思维，聚焦于死亡的生物学因素，如病理生理与病理解剖，死因分析，死亡的医疗救助，如ICU，复苏术，死亡证明与告知。似乎不太关注逝者心灵的飞翔与安顿、于是，死亡还原成为一个技术事件，而非精神事件，伦理事件。

勿庸讳言，死亡是生命的归宿，死神的最后召唤是不可抗拒的，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有无”问题，而是“长短”问题、“高低”问题，“轻重”问题。向死而生揭示了残酷的终极真相，生命必然由健康（强壮）走向衰退（躯体失能-失智）、衰竭（器官功能抵达极限）、衰亡（正熵抵达负熵），由平衡走向失衡，青春活力走向失能失智。这一进程与其说是规律，不如说是宿命。对此，有许多临床医生会走出单纯的生物学视野，超越技术，超越财富，步入生死的哲思之旅。譬如癌病房里的医生，因为常常陪伴病人去迎击死亡，咀嚼死亡的恐惧，也同病人一起去深入思考死亡的意义，感悟生命的真谛；ICU病房的医生也不缺死亡思考，ICU病房里拥有最先进的器官功能增强与替代的设备和药物，却常常无力逆转临终病人衰弱的生命，无法维护生命的最后尊严，无力无奈中，必须思考“什么是生命”，“生命的尊严何在？”心脑血管病医生对死亡也充满哲思。他们面对太多的猝死案例，面对太多的心肺复苏无力回天的临床境遇，常常感叹生死无常，医学无法掌控生命、疾病转归的偶然性，心中一直纠缠着“无常”、“偶然性”的困惑，寻求解惑。

无疑，死亡建构了生命神圣与医者神圣的信念，揭示了生命历程的不可预测性，命运的起落无常，痛苦、疾病、死亡降临的偶然性，展现出死亡的诸多面向，慢死与快（急）死，意料之外与意料之中，有准备的死与无准备的死，可接纳的死与不可接纳的死，有尊严的死与无尊严的死。最终由神秘、神奇、神通、圣洁体验派生出神圣医者的敬畏感、悲悯感、使命感、天职感。（文章转自中国殡葬协会，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