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表饰雕塑指陵墓周围设立的石兽、石人等仪卫性雕塑，称石象生。

 

     中国早期的陵墓表饰雕塑遗迹见于汉代，在位于陕西兴平的汉代将领霍去病的墓家周围，有十多件动物石雕，纪念碑式的“马踏匈奴”，卧牛、跃马、伏虎、驯象等，还有作为柱础台座的大口鱼和小口鱼等。这批石雕动物作为陵墓表饰是汉代石雕艺人智慧的结晶。艺人们充分利用和发挥了石料天然形态的特点，在保持岩石自然美的基础上作以艺术加工，使石雕产生了浑朴自然、气韵天成的效果，远看如一块块山上巨石，近看具有粗犷而含蓄的魅力。著名的《马踏匈奴》更为出色，它在这批动物群雕中位于中心位置，马的形象高大直立，四蹄之间封锁一个匈奴武士形象，以一块整石将这一马一人雕刻出来，造型与其他动物石雕谐调统一，且突出了纪念霍去病将军抗击匈奴侵略者屡立战功的主题，是凭借大胆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才能而创作出来的作品。

 

 

马踏匈奴

     我认为这批雎塑代表了汉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汉代后期贵族阶层多用高大的石阙和石兽作为坟墓外的装饰物，此时会常见的石兽为昂首阔步向前跃进的姿态，形象怪异，近乎狮子又近乎虎豹，且有双翼，富有装饰意味。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的石兽，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兽便是代表性遗迹，民间称之为石辟邪。有一件出土于洛阳的石兽很有典型意义，它造型雄伟，头部类似于狮子，身躯类似于虎豹，双肩处有些类似于鸟翅的双翼，头高昂、长长的身躯由胸部至尾部形成运动曲线的形式，粗壮的尾巴由臀部伸到地上，与四足一起形成五个支点稳健地支撑于地面，整个身体呈向前迈进、昂首长啸的姿势，富有勇猛的生气和气势。此类动物是由商周青铜器上那种被赋予了神灵特性的装饰意味浓厚的动物形象演化而来的，因此保留着--定的装饰性曲线行驶，并且具有协助墓中魂灵升天，帮助现世人与墓中魂灵沟通的功能，可以称之为灵兽，以区别于其他家畜和交通工具类的动物雕塑形象。

 

 

石辟邪

     南北朝时，有个巨型石兽，长在3米至3.8米之间，高度在2.5米至3.5米之间，形象有的类似于上述出土于洛阳的灵善，有的在头顶上加了个角，姿态均为大步迈进的走势，头部高昂，胸部低伏，臀步又高高抬起，长尾触地，形成分明的弯曲度，给人神异的力量感。华表柱头上的小型石兽形象与之相仿，同样具有生动的活力。这批石兽在雕刻手法上继承了传统石雕的粗线条雕刻法，但技巧上有了明显的发展，刀法洗练，线条刻画刚中有柔，汉代石雕的稚拙气已渐消失（图片资料参见史岩《中国雕塑史图录》第二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南朝陵墓表饰雕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上承汉代墓表石雕雄健生动的风格，进而创造出更具奇伟特质、更能显示陵墓之庄严神圣的形象，为唐代慕雕饰的设计和制作进一步完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巨型石兽

     唐代历任帝王及皇亲皆将陵墓视为纪念功绩和夸示权威的重要手段，唐代的主要陵墓集中在陕西省境内，墓表雕塑突出的陵墓为献陵、昭陵、乾陵和顺陵。雕塑的题材较前代有了明显的扩大，除动物外，还有人物形象，动物形象的种类亦不限于汉魏六朝出现过的那些种类，除普通的动物和灵兽外，还有为实有战马雕刻的“肖像”以及异域传入的鸵鸟的形象。此时陵墓表饰雕塑的规模较以前更为宏大，石人石兽皆为巨型石雕。唐代陵墓有着固定的程式，一般为陵台设于中央，四周以神墙（围墙）相围，四面墙中间各开一神门，南门外修为神道，作为墓表的雕塑即设置于神道两旁。

 

 

陵墓石像

     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在唐代陵墓形制和墓表雕饰方面最具代表性，陵慕神道上列置的石雕有蹲狮一对，文臣武臣十对，马和牵马人十对，鸵鸟一对，翼马（带双翅的马）一对，以及诸番君长像六十一躯。这些石雕高度在1.4米至3.4米之间，堪称为巨大雄伟的人、兽雕塑造型。蹲狮形象威武沉稳，在姿势上的蹲坐与南潮石兽走动姿势形成鲜明对比，以威武沉稳的气势取代了南朝石兽凶猛强悍的风格。翼马保持了前代灵兽的部分神灵特征一一双翼，但马的形体却刻画得相当真实。鸵鸟是以半浮雕的形式刻于板状石块上的，这种由西方诸国输入的珍禽，被刻画得自然生动。数十躯诸番君长像以恭立的姿态整齐地排列在神道旁，雕刻手法虽不是十分写实的，但这些背后皆刻有官职姓名的人物显然是作为肖像刻画的，是大唐帝国威震四海的标志，与其他石雕一同起到了夸示后世的作用。另一陵墓一顺陵 （武则天为其母所建之陵）的陵墓表饰石雕同样具有雄壮浑厚的特点。顺陵的石狮共有3对，两对为蹲式，一对为走式，造型高大健劲且有雄雌之别，雄狮肌肉紧张、张口怒目，雎狮丰毛多肌、神态宁静，较乾陵石狮更为写实。顺陵石雕中还有一对幻想型的灵兽，头似鹿，上有一角，身躯似牛，长尾曳地，肩侧配有双翼，形式承南朝石兽而来，姿态却是唐代威武沉稳式的，不似前代的俯冲姿势。

 

 

武则天陵墓石像

     小编认为总的来看，唐代墓表石雕规模空前宏大，雕刻手法成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代表着中国墓表雕塑的最高成就。

 

     北宋时期的陵墓表饰雕塑仍很受重视， 北宋陵墓的布局及各种规制参酌唐代帝陵而定，神道上石雕的设置亦大体与唐代相仿。宋帝陵的石雕进一步程式化，每一帝陵的石雕为五十余件，题材较唐代稍有变化，动物除唐陵常见的狮子、马匹和灵兽等题材外，还增加了羊、虎、象等形象；人物除文武臣之外，增设了驯象人和控马人的形象。

 

     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与汉族的丧葬习俗不同，帝王死后运回蒙古安葬，无大型石雕的设置。明代恢复民族的统治地位之后，朱氏政权力图在各个方面恢复大唐盛世，于是唐代的许多典章制度都为明人所效仿，帝王陵墓的建筑格局也成为他们效仿的对象。虽然宋代和明代的商品经济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丧葬习俗随之有了一些变化，墓内名器雕塑数量减少，纸扎明器开始流行，但为陵墓设置大型仪卫性石雕以夸示国力和权威的思想却更为浓厚。因此明代陵墓多设有很长的神道，以成双成对的石雕相守。此时石雕流行的名称为“石象生”，神道被称为“象生道”。

 

     明朝十六代帝中的十四名帝王有大规模的陵墓，其中第一代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位于南京，另外十三人葬于北京昌平，其陵墓被统称为“明十三陵”。在南京明孝陵的神道上，设立有成对的狮子、獬豸、骆驼、大象、翼马和麒麟各两对，每两对石善的姿态为一对跪卧、一对站立，此外还有石人八身，二对为文臣、二对为武臣。明朝初年由于人们抱有恢复唐代盛世的理想，社会精神是昂扬向上的，孝陵石雕体现了这种精神，较宋代石雕相比有一定进步，但气势仍不及唐代石雕。明十三陵各陵所占据的山麓较集中，以长陵为中心共同使用一个神道，神道两旁的石雕的题材和造型姿态均类似于南京孝陵石雕，所不同的是，明显地缺乏生动气象，具体刻画虽更为细致，却徒有形体，较宋陵石雕更为呆板，唐代陵墓石雕那种雄伟浑厚、充满内在生命力的精神特质至此已荡然无存。除帝陵外，明代各皇帝多为自己的父母修建有皇陵，这些皇陵散置于安徽凤阳、湖北钟祥等地，所设仪卫性石雕数量较孝陵和十三陵更多，仍然形体巨大，姿态或跪或立，在艺术上无突出之处，只是作为当时一种夸示权威的标志而存在着。

 

 

明十三陵石像

     位于辽宁沈阳、河北遵化和河北易县的清代帝王陵墓，皆有仪卫性石雕设置，题材类似于前代，件数不甚统一，规制不甚严格。此时的墓表石雕的雕刻手法无明显发展，同时内在气势进一步弱化，形体巨大却无坚实厚重之感，有些精心雕刻的作品更显得如同玩偶、模型。中国传统陵墓表饰雕塑的历史至此终结。

 

     小编觉得 陵墓作为历代帝王的寿终正寝之所，作为王权、国势的表征，在仪卫性石塑的制作上多是择用了各代第一流能工巧匠的。因此，此类石雕能够体现中国确塑在各个时期的艺术水平。中国历史上以石为原料的独立的大型圆雕作品主要见于这些墓表雕塑（石雕佛教多为摩崖雕塑，极少各面体均朝向空间的作品），其在中国雕塑文化中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

 

     参考资料《中国雕塑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