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生育观念中的代际差异就可以看出农村生育观念的变化，即从一种价值性、意义性的考量转变成为功能性的考量。农民生育观念上的变化不只是农村文化形式上的变迁，更是伦理价值的变迁。实际上，农民生育男孩是其开始人生任务的第一步，人生任务就是农民要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为儿女完成终身大事。农民对人生任务的体验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激发出来的。如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虽然有了儿子，但还没有人生任务的概念，还不理解人生任务的内涵，只有在小孩到了十五六岁时，人生任务的图景才会在其脑海中形成。只要具有了对人生任务的思考，农民就开始脚踏实地地干活挣钱，为儿子盖房结婚做准备。等到儿子到了结婚年龄时，父母就基本准备好了必备的积蓄。而人生任务的最终完成是在儿子生有第一个小孩时，在这时儿媳妇娘家的亲戚要来道喜庆贺，男方父母要准备宴席接待客人，在当地话中称为“请吃”。女方亲戚要来“送粥米”，即娘家要派人送礼品，一般有鸡蛋、小米、糖、花布等。在小孩满月后，娘家要请产妇回娘家住几天，谓之“请满月”。而男方父母在接待完客人后，就可以与儿子分家，也意味着完成了最终的人生任务。

在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关就是盖房子，因为只有盖好新房，才能为结婚做好准备，没有新房子就很难娶到媳妇。在L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盖有两层小楼房，很多村民家的房屋面积能达到六七百平方米，而且外部粉刷得整洁漂亮。当地农民盖房基本上是先将外部装饰好，等到儿子结婚时再装修里面。整个房屋全部装修好至少要花费十几万元，这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很有难度的。但农民为了完成人生任务，即使借钱贷款也要把房子盖起来。在调查中，一个农户正忙着装修房子，而他的儿子今年才巧岁。之所以这么早就要为儿子盖房子正是因为趁着现在有钱，免得以后没钱盖不起房子。

由此可见，豫东地区的农村仍然有较强的责任伦理，从父代对子代的人生任务中就可以鲜明地体现出来。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人生任务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即人生任务本来是与农民传宗接代观念相辅相成的，正是有传宗接代的观念才有了生儿子的冲动，也就有了农民完成人生任务、以使得儿女能够进人传宗接代的新一轮循环中去。而在当前，人生任务与传宗接代观念发生了分化，农民大多只是有完成人生任务的义务责任感，但却缺失了与其相匹配的传宗接代的长远预期。

所以，人生任务在当地就呈现出一种具体化的面向，即盖房子成为最重要的人生任务。只要能将房子盖好，也就代表了人生任务的完成，农民心理中没有了之前超越性的追求和期待。

盖房本来是农民完成人生任务的一个手段，即通过盖房为儿子结婚做准备。但在豫东农村却成为人生任务的具体表现形式，成了一种手段和工具，而且这种形式在村庄内部的攀比竞争中得到不断强化。如一家农户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但其父母仍然为大女儿和三女儿建好了五六百平方米的房子，二女儿没有要房子而是让父母为其买了一辆车。在访谈一个刚结婚的年轻人时，他并不希望父母为其建房而花费太多钱，本来打算用盖房子的资金去做生意，但父母坚决不同意。因为在父母的观念中，不能给儿子盖好房子就表着人生任务的没有完成，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把房子建好。

因此，盖房子在当地成为完成人生任务的最重要形式，但却很少考虑盖房子所承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豫东农民在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上的理性化导致了人生任务的具体化—盖房子、娶媳妇，从而没有了延续香火的传宗接代观念，也没有了对生命的未来感想象和超越性价值。